爾冬陞談香港電影：時勢使然，香港電影的面子與裡子

人活一世，有的成了面子，有的成了裡子。

雖然王家衛電影是這樣說的，但爾冬陞例外。時勢使然，面子與裡子，今日的爾冬陞，兩者皆是。

時勢愈見敗壞的這幾年，爾冬陞一直是香港電影金像獎的主席。疫情停辦那年，他一個人對著鏡頭讀畢整份得獎名單。2023今屆金像獎《給十九歲的我》在爭議之中獲頒最佳電影，惹來滿城風雨，爾冬陞硬食捱罵，亦勢所難免。業界門面以外，爾冬陞已退居幕後監製多年，說白一點，就是替剛入行的新 導演埋班/召募團隊、搵/找金主。

爾冬陞呷著咖啡，說起自己當年有份推動的「首部劇情電影計劃」，從首屆得獎作《一念無明》到後來的《手捲煙》《淪落人》，以至去年的《燈火闌珊》《流水落花》，幾乎每一部都上到金像獎紅地毯。「早期不是很多人認同首部劇情片，但你看現在，香港電影最大的投資者，可能就是電影發展基金和古生（古天樂）。」

這個食字梗/諧音梗，爾冬陞近期在每個訪問都說一遍，但又好像不寫不行：「拍電影最重要是有『故仔』，不是那個『故仔』，是這個『古仔』。」因為我們見面的會議室一旁，剛好就放了古天樂的人形紙板。

「除了娛樂之外，是否可以留一個空間給創作人，做一些對社會有幫助、有價值的事。其實很多電影人都關注社會，他看到不公義的事情，就想將它拍出來。希望投資方都要支持。」

電影不只用來逃避現實

爾冬陞今年監製的兩部電影《年少日記》和《白日之下》，前者正是「首部劇情」的得獎作，後者則是古天樂旗下的天下一電影出品。儘管兩片映期相近，但不怕競爭，反而在上映前夕，雙雙攬下台灣金馬多項提名。

爾冬陞帶著卓亦謙和簡君晋，兩個同樣捱了十年終於擁有自己作品的香港新導演，分別交出了題材相對沉重的寫實作品，一部是關於香港學童自殺；另一部則圍繞香港殘疾院舍的虐待事件。

爾冬陞苦笑：「它們這類題材，一般公司並不是很容易開到戲，我自己經歷過，當年我拍《癲佬正傳》，同一年我大佬（大哥姜大衛）也拍了部《聽不到的說話》，一部是關於精神有問題，另一部是講聾啞人士。」

「起步時基本上都會拍低預算的電影，但低預算你就拍不到警匪片，只可以拍劇情片了。」

《年少日記》和《白日之下》都不是那種令人賞心悅目，放鬆一下的電影。作為兩片監製，爾冬陞坦言：「會找我幫忙的新導演都很多呀，他們本質上跟以前那一代沒分別，當然是對電影有熱情才會做下去，但也準備了會有冷水潑下來。」他想了一下，接著說：

「不過我自己的想法是有轉變。以前做監製會involve比較多，而且那個年代的電影業仍然非常商業，有公司找你做監製，其實是要你揹飛（擔保）。現在可能自己成熟了，經驗又多了，我反而會給空間，首部劇情（指《年少日記》）的空間甚至更大，阿簡（簡君晋）這部《白日之下》會緊張一些，始終是古生投資。」

爾冬陞形容，拍攝過程盡量不干涉，但前期製作會參與得比較多，「他們三個（簡君晋與兩名編劇李卓風、唐翠萍）構思劇本時，我會從旁給一些意見。其實反反覆覆，劇本上用了很多時間，在最後一稿，即是古生同意開拍之前，都被很多電影公司拒絕過，公司名我在這裡就不說啦。過程是很漫長，拖了很久。」爾冬陞欲言又止，簡潔一句：「但我覺得這些沒所謂，人家有權拒絕的。」

雖然說題材不夠商業輕盈，是會令片商卻步，但爾冬陞覺得都是其次，反而跟今日時勢有很大關係：「我想全球都是這樣，當你在歌舞昇平的年代，你可以拍多些寫實的社會題材，因為一般市民會關心，他們自己沒什麼憂慮，就會花多些時間關注社會問題。但如果社會經濟不好，很老實說，我們每個人身邊的朋友、家人都可能是這樣，大家自顧不暇，焦點就不會放在其他人身上。」

他忽然提起，剛剛這一屆金像獎，許冠文說過，「『很多事情我看新聞都看到，不需要用電影拍多次給我看』。前陣子都有朋友問我，為什麼一定要拍這些關於社會議題的作品，要那麼沉重呢？但我自己的看法是，如果電影只是商業和票房方面考慮，其實不需要有金像獎，你讓觀眾去選最受歡迎電影，讓戲院商會頒獎給全年票房冠軍就可以，根本用不著金像獎。」然後他說：「我知道，有娛樂性，票房好，大家皆大歡喜。」

「電影固然可以讓人逃避現實。」爾冬陞感慨道：「但除了娛樂之外，是否可以留一個空間給創作人，做一些對社會有幫助、有價值的事，我覺得其實很多電影人都關注社會，他看到不公義的事情，就想將它拍出來。前年開始突然有很多寫實題材，應該加分給他們，希望投資方都要支持。」

「這麼多年來，我每次重看《癲佬正傳》都認為自己那時並不是很懂做判斷，為商業效果製造了一些很血腥的場面，相對來說，我破壞了很多社工一直以來的努力，那部戲有些反效果，令很多社區更害怕（精神病患者）。」

從《癲佬正傳》到《白日之下》

比起《年少日記》，爾冬陞顯然對《白日之下》特別著緊，除了是要跟投資方（即是古生）有所交代，其實還有一個原因。三十多年前，爾冬陞執導《癲佬正傳》，拍當時沒人敢碰的精神病患問題，贏了社會迴響，但他心裡有數，始終覺得有些遺憾。

「這麼多年來，我每次重看《癲佬正傳》都認為自己那時候並不是很懂做判斷，因為拍了那部戲，在裡面為商業效果製造了一些很血腥的場面，其實相對來說，我是破壞了很多社工一直以來的努力，那部戲都有一些反效果，令到很多社區屋邨都更害怕（精神病患者）。」

爾冬陞重提舊事，緩緩道：「是否完全改變到社會呢？我自己覺得，今日投放給精神病人的資源會比較多，可能好了一點，但有時，突然有一些暴力事件發生（指今年六月轟動香港的荷里活廣場斬人案），它突然又會推翻市民的觀感。」

前車可鑑，難怪他再三叮囑《白日之下》有某幾幕的處理不能輕率。「譬如他們看到天台（長者全裸出鏡）那一幕，我和阿簡商量了很久。」作為整部電影最震撼觀眾情緒的一場戲，但同時不想嘩眾取寵，流於視覺衝擊，爾冬陞指大家拍得特別小心，而且要兼顧演員的個人感受。

「我自己拍過的電影都有裸體，像《色情男女》就在開鏡之前幾個月要開始籌劃，尤其是東方人社會比較困難，有些演員可以正面裸露，有些只可以背面，或是各種要求，如何拍攝以及最終剪出來的版本，都要謹慎。」

爾冬陞轉而提起：「但我始終都覺得，將一些社會問題拍成電影，是想有一個良好的願望，或者令以後的人，看到這些不公義的事，他們會發聲。」他接著說：「香港雖然是幾（頗為）進步，譬如你看到虐兒，甚至虐待動物，其實香港人是會很勇於制止，會去報警，香港從來不是一個那麼冷漠的社會，但我知道，在這部戲（《白日之下》）所說的那件真實事件裡，原來很多人是經常看到，他們為什麼不說、不出聲？我反而覺得很奇怪。在街上見到有家長打小孩、踢一隻狗，香港人都會喝止，但可能要經過很久才會成為習慣。」

「香港從來不是一個那麼冷漠的社會。」

並非想從爾冬陞身上偷多一句sound bite，但真的很想知道，他何來信心拍一部改變香港的電影？譬如《白日之下》改編的新聞事件確實轟動一時，讓人對殘疾院舍的營運方式有所警惕，新聞是歷史的初稿，電影呢？

爾冬陞答得直白：「電影人的能力有限，像韓國那樣可以用電影改變法例（最近期例子是《無聲吶喊／熔爐》），放諸全球都極少數。」他想了片刻，續說：「以前有位前輩跟我說，電影不是這麼偉大的事，你改變不了世界，最多只是提出問題，它唯一有作用的時候，就是被觀眾看到，然後在某一刻有所啟發，我覺得那已經是好的電影。」

「但每個人的看法都不同，最後結論都是要交給觀眾。」爾冬陞微微一笑。

「如今內地拍那麼多古裝片、那麼多動作片、警匪片，但我敢說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香港的動作指導訓練出來的。」

片商對新導演沒信心

綜觀近年的香港電影，尤其是純本地創作，普遍都跟《年少日記》和《白日之下》一樣選擇走寫實路線，故事主題亦比較灰沉憂傷。常有人說，因為這年代的電影工作者，人文關懷比較多，爾冬陞卻喝著咖啡潑冷水，是經驗和資金比較少。

「我們的主流工業，因為投資方需要內地市場，已經全面轉移上去，如今內地拍那麼多古裝片、那麼多動作片、警匪片，但我敢說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香港的動作指導訓練出來的。而其實拍這些動作片，本身要有一定掌控現場的能力。」

「香港的年輕導演其實未有機會接觸這些，或者機會很少，所以他一定會去選一些自己身邊最熟悉的題材，拍攝成本亦相對低，是各種原因令到他們這樣拍。他可能都想拍大製作的電影，但不是那麼容易得到投資方信任。」他說。

在這一方面，無論順流逆流，如今仍然能夠一年開幾部戲的邱禮濤，可能是業界翹楚？爾冬陞也不否認：「我就認識了邱禮濤很多年，他是攝影師出身，他的執行能力，首先令人相信。其實荷里活（好萊塢）的大部份導演都是不搞劇本，最主要看執行能力，即是對預算的掌控能力。邱禮濤有他的強項。有時投資方要開部所謂大片，都要考慮你會否拍到超支，不知怎樣收科（收場）。」

「香港的年輕導演、編劇、演員，做電影的方式很有香港精神，他們每一個在現場都知道這一部戲要些什麼，令我覺得回復以前，甚至是比我們以前那一代更好。」

「作為投資方的監製，不只看票房，往往都會衡量一個導演的綜合能力、潛力等等，所以他們要在前面的階段不斷證實自己的能力。所以起步時基本上都會拍低預算的電影，但低預算你就拍不到警匪片，只可以拍劇情片了。大概是這個原因。」

不過，爾冬陞認為，今日香港年輕導演的處境，算是有壞亦有好：「香港市場細（小），要說製作費、天數，比起大陸一定不夠他們多，人家動輒都是幾百人的大班底，但就很難要求所有人知道自己要做什麼，可能純粹跟著阿頭來開工而已。這一方面，香港的年輕導演、編劇、演員還有其他，他們做電影的方式很有香港精神，他們每一個在現場都知道這一部戲要些什麼，令我覺得回復以前，甚至是比我們以前那一代更好。」

可惜的是，許多年輕導演隨著「首部劇情」的得獎作一鳴驚人之後，卻無以為繼。翻查紀錄，歷屆得獎者之中，至今只有李卓斌（2018《G殺》，2020《墮落花》）和黃綺琳（2019《金都》、2023《填詞L》）擁有第二部電影作品，後者還是自資拍攝。

爾冬陞一語道破：「投資方對他們未有足夠信心，就算是『首部劇情』專業組，資金去到800萬港幣，作為新導演要找電影公司開一部800萬製作費的作品，都有點困難。以我所知，他們基本上都是限制在500萬就封蝕本門，拍完之後可能內地都不上，直接賣給愛奇藝、騰訊那些。其實最關鍵的一件事，是你要寫到一個人家沒辦法拒絕你的劇本，那你才有機會。」

「就好像《白日之下》這部戲，被人拒絕的時候，是有些打擊，但有時攤下來想得客觀一點，可能有些新的東西。投資方不是蠢，不至於連劇本是好是差都看不出，只是會優先評估風險。如果你的劇本好，你就就容易吸引到好演員，所以我並不覺得⋯⋯」說著，爾冬陞忽然打住，笑道：「哎都不是，我電腦入面都有很多劇本拍不到。」

失敗乃成功之母，爾冬陞嘆道：「都有拿過劇本給內地的大公司老闆看，但他們有他們開戲的方針，你沒得生氣，不能勉強。」

當然，爾冬陞都有不少成功例子，而且比起其他北上的香港電影人去得更北。去年上映的《海的盡頭是草原》改編自內蒙古的歷史事件，題材所限，一般香港觀眾都可能沒看過，卻為爾冬陞贏了上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華語電影。

金像獎確實是小圈子選舉

「所以，這些事情是我們控制不到，也不是我們去考慮的問題。」

自 2015 年起就是金像獎董事局主席的爾冬陞，毫無疑問，是在一個風高浪急的時代接下火棒。

以前說起金像獎，通常都在娛樂版，見的都是紅地毯上那些衣香鬢影。但過去幾年，明星穿得性不性感、華不華麗，都不再是金像獎的焦點。因為金像獎幾乎年年都上頭條新聞。像今年《給十九歲的我》除名風波，像前幾年《少年的你》橫掃八獎又惹爭議，當然，還有《十年》。最佳電影這個獎，是爾冬陞第一年做主席親手頒出。

金像獎彷彿有時為民請命，有時與民粹作對。或許，像爾冬陞剛才提到的願景，香港觀眾看香港電影，有時真的看得很重，看的不是娛樂性，也不是票房，甚至不是關心哪些作品得獎，而是哪些作品想看都看不到，沒機會取得提名資格。金像獎的門檻，對某些電影作品來說，是高牆。

還猶豫著如何提問比較得體，但爾冬陞忽然說起：「我昨天看新聞，原來在阿塞拜疆不知哪裡有個影展，我以前都未聽過。都是看 BBC 才知。」

爾冬陞大腳解圍，突然踢了去阿塞拜疆。但他沒有亂作故仔/故事，翻查資料，他說的是 2013 籌辦至今的巴庫國際電影節，目前正在舉行，「我看那些片段，有很多很特別的畫面，來自幾十個國家，亦有不同民族。但你在那個影展，這一年就看不到以色列的片了吧。」

「所以，這些事情是我們控制不到，也不是我們去考慮的問題。」他說得言簡意賅，有點深奧。唯有似懂非懂的換個話題，談金像獎的投票制度。香港沒民主選舉，再多痴心錯付，金像獎也不會是。

「它就是一個小圈子選舉，是一個行業獎。全部都是行家去選，鼓勵去年做得出色的同業。」爾冬陞想了一想，接著又說：「但老實說，每年都有舊人過身，有新人入行，如果不斷更替選民，而且選民基數夠大，都有充分的代表性。現在我們大約有 2000 個選民，投票分兩輪，我自己不知何時卸任，但我會盡量希望將基數做大，不久可能會有新的後期製作屬會加入，選民就多了。」

既然說要擴大基數，大膽提問，有沒有想過擴大到不止是電影圈的投票？例如全民投票？爾冬陞落閘：「我想暫時不會，它發展了四十多年，是慢慢演變出來的，很難重新建立一個新制度。可能出面會有人覺得，得獎的戲都很大路，其實不是，香港的戲，有些比較冷門的都會得獎。而且第二輪專業投票的時候，那些老闆、戲院代表都沒得投票，所以含金量相對高一點。至於個別的戲，以我的立場，我就不去想了。」

爾冬陞最後答道：「很難讓全部人都滿意，但我們至少在制度上公平，因為你不可以去買票，但你可以去拉票，那是制度容許的。有人選的東西又怎會完全公平，奧運會都不可能所有項目是公平的，所以我覺得現時的制度，它可以再微調，但我覺得都可以接受。」

坦白說，把金像獎這個「小圈子」選舉和奧運會扯上關係，著實有點耐人尋味。直至翻查歷屆奧運會有何不公平爭議，才豁然開朗，原來出現得最多是 DQ（撤銷資格）事件，想到DQ四處出現的今日香港，似乎有所領悟。